黄凌志:智能政务建设与政府与银行合作

简介:整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能政务建设正在成为帮助政府准确感知“管理服务”改革的“痛点”,深化体制改革,提升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突破——作者|黄凌志(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任)|中国金融2019年第14期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政府不仅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还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经济建设的职能。

随着中国经济数量的变化,建设政府现代治理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重要。

近年来,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放松管制”改革,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取得了显著进展。

然而,传统的政府供给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需要,政府治理和体制改革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提升人民对政府事务的需求和市场对改善商业环境的迫切需求,并正在通过一系列改革迅速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能政务建设,正成为帮助政府准确感知“管理服务”改革的“痛点”,深化体制改革,提升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突破口。

传统的政府供给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需要。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优化政府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尤为重要。

随着“放松管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开始上升,对政府的认识逐渐提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需求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对政府事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它从饮食、衣着、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延伸到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社会参与、公平正义。此外,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对政府事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目前,政府服务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例如,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浪潮的到来,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正在加速融合,服务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给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并对政府能否更准确、快速和有效地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目前政府仍在使用更传统的手段为老百姓服务,治理能力越来越落后和迟缓。

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大数据应用实现精确治理、精确治理和精确控制,通过开放数据孤岛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通过“数据多,人少”改革提高人民的成就感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对有毒奶粉、假药等问题表达了强烈的担忧,这些问题与政府监管不力直接相关。

政府对产品质量监督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资源投入不足,使人们无法安全消费。这不仅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导向向消费导向的转变,也直接影响了人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提高。

政府在优化政府资源配置、提高“放松管制”改革的效果和提高群众满意度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良好的商业环境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降低税费、简化审批程序和流程、整合多种证书、分离证书和许可证、创造合适的货币和金融环境、努力缓解融资困难和高成本,不断改善经营环境。

世界银行的《2019年商业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整体商业环境评估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6位,比前一年上升了32位。

其中,创业便利度排名第28位,比上年上升65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然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政府已经大规模打破市场壁垒,提倡“非禁即入”,为各类所有制实体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且没有发现法律、制度和政策方面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民营经济和私人投资实际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玻璃门”、“春门”和“随机门”,以及许多“难言之痛”。

私人投资占中国投资的60%以上,是创新和就业的重要课题。找不到并解决这些“痛点”,不仅会影响整体商业环境的改善,影响民间投资的运作,还会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商业环境的改善与政府信用、行政审批、行政控制、行政执法、政府服务等因素密切相关,与政府治理有着根本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优化商业环境,政府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现代治理能力建设。

由于长期块状治理,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各部门的“一亩三分地”意识仍然十分严重,权力利益交织导致信息不透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相对严重的“碎片化”和“碎片化”现象,重复建设、“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信息数据壁垒问题无法很好解决,政府部门职责错位、越位和缺位时有发生。

近年来,从国务院开始,政府尽可能多地下放行政审批和许可项目,极大地提高了便利性和行政效率。但是,与此同时,基层区县政府不能也不能再“放”在“放”的问题上,承担大量的委托事项,直接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因此,职能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少,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机构和人员的编外扩展。

智能政务建设已成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突破。面对商业环境中的一系列市场阵痛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地方政府试图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强烈问题。

这可能是“聪明政府”的概念逐渐推导出来并被广泛接受。

从实践角度来看,智能政府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和数据聚合,极大地改善了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通过对政府事务各个方面的准确数据比较,积极快速地发现和发现政府流程和制度中需要改进和解决的问题。它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职能、改善经营环境和民生福祉、提高社会满意度、避免政府机构改革中的“盲点”和大幅降低机构改革的试错成本找到了科学合理的依据。

例如,云南、浙江等地的智能政务,如“一个手机服务商”、“最多运行一次”、“不审批”等,通过优化和重构政府流程,实施“一窗受理、综合服务”、“一表一门”、“多数据出行、少公共出行”和“并联审批”等,极大地实现了政务的“减量化、减环节化、减时减本化”。政府服务效率和社会满意度大幅提高。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云南智能政府平台通过数据共享促进了政府的高效运行和商业环境的改善。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人民周围修建棕榈政府大厅;基于诸如“我必须纳税、我必须经营个人、我必须注册企业、我必须上学、我必须看医生、我必须开车”等主题问题形成的大量公共数据,实现了企业和个人的360度纵向和全纬度信用评级,以更好地为企业和公民服务。

上海建设项目审批时间从以前的近300天缩短到现在的不到100天,企业启动时间缩短到3天,房地产登记时间从1个月缩短到5天,甚至浙江也缩短到只有几个小时。

不仅如此,通过智能政府,政府可以自动收集各方的用户行为数据,从而分析当前社会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析政府事务管理各方面的进展,检查政府事务管理的进展和阻滞点,了解哪些方面的政府事务工作速度快,社会评价高,哪些方面的政府事务工作效率低,社会意见大,进一步科学合理地重新排序政府事务,促进政府事务服务事项的规范化。整合和优化政府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同时纠正“无为、无序、慢行”的政府行为,降低政府事务成本,避免“拍脑袋”的主观决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成就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过上更加体面幸福的生活。

通过改革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已成为新时期的主旋律。

虽然包容性和审慎监管得到加强,但改革创新作为新事物,仍然触及制度、法律和法规的“天花板”,制约着商业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满意度的提高。

通过一系列智能政府的技术手段,通过政府过程的梳理,可以克服主观随意性,量化客观评价,发现问题,追根溯源,为完善和完善制度和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

例如,“互联网+监管”智能政府,通过“一网”、“政府云+数据”和“大数据+监管治理”来梳理自然人和法人纳税等行为特征,与司法等政府部门充分共享各种信息和数据,不仅有助于促进个人诚信建设,还能有效促进制度、法律法规的时效性、预防性和威慑性调整, 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深入推进“管理服务”改革,降低“事后”法律调整带来的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通过精明的政府事务找出私营经济的“痛点”,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修正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

可以说,要完善我国的法治,清理和修改不符合新发展观、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期望的法律法规,并及时将改革中形成的成熟经验制度化,政府需要从根本上更加“聪明”。

智能政府为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改革提供了基础。目前,中国经济显著增长,经济社会变化迅速而深刻,政府事务显著增加。有迹象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人数迅速增加。政府供给压力虽有所缓解,但也出现了行政资源错配和过度配置、机构间沟通协调成本高等问题,明显不符合中国政府精简高效改革的方向。

诚然,政府在每一项体制改革和流程优化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然而,由于许多政府事务现在是在不同的部门和线下分开处理的,没有太多的数据记录和积累,也没有足够的共享,不可能准确定位哪些链接效率低,哪些业务重复,哪些流程高度相互依赖,也不可能预测哪些服务需求量大,哪些流程有来自市场参与者和公民的许多意见。

特别是随着政府部门职能的巩固,从部门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制定了大量的程序,需要重复提供大量的信息和多个部门的重复运行。

与政府部门不同,近年来许多企业依靠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来优化流程,全面提升用户体验。

由于政府缺乏完整准确的用户行为数据,因此无法准确量化政府事务的各个方面和流程。很难找到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机构的切入点,也很难找到完善制度、制度、法律和法规的关键点。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及时变革和根据形势变化的动态调整,政府机构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无法充分实现理想目标。

智能政府的发展是以网上移动政务或建立各种形式的智能政府大厅的形式进行的。更重要的是,过去无法收集的数据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收集,如居民点击数据、预约状态、流程管理链接、处理时间、数据供应状态等。它还可以集成分散在民政、司法、公安等不同职能部门的数据。

只要各级政府领导具备一定的数据思维能力,就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从而科学合理地配置政府资源,完善治理结构,迫使各级部门精确放权、放权、管权,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体制改革中职责不能全面有效明晰、简单全面调整的错位局面。

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进步需求的不断增加,经济实体和普通民众面临的政府事务数量也大大增加。过去简单的群众策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情愿地,它将导致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大型机构和人员过剩的问题再次出现,掩盖了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改革的有效性。智能政府事务和大数据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

消除组织结构中孤立的数据孤岛、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培训数据分析团队以及制定数据驱动的指标将是治理未来城市的最有效方法。

总结经验,“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的壁垒是制约智能政府发展的瓶颈。智能政府的关键在于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以及数据和信息的互连和共享。

政府的大数据中心不仅要进行数据集成和数据分析,还要承担几项责任。

一是规划政府数据结构,明确定义哪些部门负责哪些数据,数据如何流动和共享,以及数据如何支持政府流程。

不是每个部门都能决定收集什么数据。

第二是制定数据安全框架,并确定数据共享的最低原则。

第三是问题导向,它决定了要用数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智能政府,不仅可以优化行政流程,而且可以使政府治理透明化、公开化,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可以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责任也可以明确。

它不仅防止了政府在“放松管制”改革中的“错位、越位和缺位”,而且很好地实现了政府分权和放松管制的结合,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从实践角度来看,无论是浙江“四清一网”、江苏“不报批”还是贵州“一网通全省”的改革,省级统筹、纵向互联、横向协调的网上政府服务综合框架逐渐清晰,规范了政府职责清单、行政清单和服务清单,消除了寻租空权力,激发了市场活力,创造了最佳发展环境。

大型银行参与智慧政府建设的“建设银行模式”在中国有着广阔的领土。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经济基础因地而异。不同地方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有不同的职责。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智能政府模式。

因地制宜推进政务智能化不仅是现实选择,也是借助社会力量快速提升政务智能化能力的积极探索。

中国建设银行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痛点”和“阻滞点”,回应了国家深化“管理服务”改革、加快“互联网+政府服务”的战略。基于中国建设银行在金融、科技、网络、安全、渠道和服务方面的六大优势,为政府开发了一个智能政府平台。这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明度,促进人民工作和创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开创了中国银行合作的“建设银行模式”。

“互联网+政府服务”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推进政府治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向企业不附带条件型转变,疏通群众,为市场腾出空间,明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从顶层设计阶段开始,中国建设银行就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试图通过建设智能政府平台、信息化建设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来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突出“我(群众和企业)必须做事”和“政府能做事”,实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闭环服务。

在政府层面,它突破了司局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了数据决策,有助于政府进行准确的治理,促进其高效运行和审批。企业端的一次登录可以跨部门完成多项交易和查询,有利于改善业务环境。在个人方面,“只跑一次”被强调,它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发现,并且可以在没有额外麻烦的情况下完成,在普通人周围创建一个手掌大小的政府大厅。

通过建设智能政务,可以帮助政府提高服务的主动供给能力。老百姓和企业已经从政府“上菜”转变为自己“点菜”,主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个手机服务提供商”一上线,就受到全省的高度关注和欢迎。云南省政府将其定位为“政府深层次的自我革命和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平台”,并已成为云南省“商业环境改善年”的一项重大举措。

为了促进政府管理思想从权力中心向协同治理的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思想侧重于各权力部门开展政务活动。每个权力部门都有很大的审批权、“任性利益”等,这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一些既得利益主体依靠自己的特定权力来引发权力寻租。

智能政府管理的思想是消除集权、部门自利,打破部门垄断格局。其核心在于简化行政管理,下放权力,激发活力,方便人民,重建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模式。

在建设智能政府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从“三个困难(连接、数据共享和业务协作)”到“三个环节(网络、数据和业务)”的主要障碍是系统而不是技术。信息孤岛、数据烟囱、部门划分和块约束都是外部表现。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隐藏在背后的权力与利益交织,形成不合理的审批结构。

纵观世界各国的治理,每个国家都有控制和行政审批,但中国的行政审批范围太广,审批项目太多。这种审批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推出的“怪胎”。

建设银行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建设智能政务,是一场面向政府的“前沿向内”的自我革命和流程再造。这是各部厅权力和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进展过程十分困难。

项目开发的第一阶段只启动了143天。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对物品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部门权利的障碍是否能够被打破,业务流程是否能够成功地打开,以及数据孤岛是否能够被共享。

在高级政府官员的亲自推动和全力支持下,18个厅局采取了集中封闭的非常规模式。政府和银行深入合作。“一个办公室,一项政策”确认了137个问题,并系统地将它们联系起来。在45天内,开通了30多个业务系统和229个接口,分布在各司局。它还不断规范政府的履职清单、行政清单和服务清单,消除权力寻租空,为解决“信息孤岛”问题提供新的合作模式。

推动政府服务模式从“大众跑腿”向“数据跑腿”转变,智能政务为改善商业环境创造了条件和保障。特别是,通过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政府简化了其控制下的过多和无用的事项,移交了应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事项,并努力将政府权力的“减”换成市场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增”,从而为大众创业、大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双引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云南智能政务建设中,应关注以下工作。

一是搭建一个集成平台,实现“一网合一”。

采用“统筹规划、统一发展、集中部署、多层次共享”的建设模式,横向连接公安、人文社会、医疗卫生等30个政府部门,纵向贯穿“省、州、县、村”五个层次。政府事务可以从省一级直接垂直处理到底。每个联络点都是一个无形的生计问题。第一批网上发行中,全省一般事务占94%,办理事项占43%,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二是规范管理,实现“一令一令”。

它没有实际翻译要处理的事项,而是注重“善用”的目标。依托互联网政府服务平台,再造政府服务事项流程,优化流程,精简审批材料,提高重要文件的重复利用率和审批效率,突破传统程序、制度、方法和法规的限制,具有“化学反应”。它努力实现网上购物般的体验,即“在不求人做事,不经对方同意,最多跑一次”。目前,有63个“无所事事”和38个“做事一次”。

三是开展主题管理,创建“一站式商店”。

“主题服务”引擎从普通人开始,从“我”的角度进行创新,将密切相关的问题链接到主题中。它着眼于客户的生命周期需求,按照生态链和一站式理念,构建了“我想看病、我想补办身份证、我想办社保、我想办医疗保险、我想养老”等16个服务主题,每一步都为老百姓服务。

第四,突出新技术的应用,努力“对人民更加友好”

前沿技术,如语音导航、成千上万的人和脸、用户肖像、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是为了提供积极的服务,使群众成为真正的主体。同时,实施了三级同等保护安全标准,关键核心技术达到了四级同等保护,最大程度消除了政府部门对数据泄露的担忧。

总之,智能政务建设的推进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提高了信息流通效率,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加快和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

互联网催生了政府改革红利的实现,将其转化为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驱动因素,最终实现了市场和社会的分权。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大型银行提供的基本金融产品和服务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涉及的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密切相关。

建行在传统政务大厅的基础上,开通了物理和在线渠道、金融技术和信息系统。建设银行通过“一手机服务”应用、个人电脑侧政务平台、网络短信、弄玉通,通过“网上+网下”全渠道、全方位、全地区向政府、企业和普通百姓提供政府服务,推动“政府服务无处不在”。

目前,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319家分行全部建成政府办公场所,1587个意向性服务设施改造为普通百姓的“就近政务便利中心”。

人们可以在附近任何一家建设银行分行办理政务,颠覆了传统的去政务大厅办理政务的观念。

与此同时,中国建设银行的“弄玉通”承载着政府服务职能,农民可以在不离开村庄的情况下处理政府事务。这解决了农村和山区人民办事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建立了“村口政务中心”。

“银行网点治理政府事务”模式已成为大型银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独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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